“凌晨拂晓前”

——《克里同》和一个梦

王炜

苏格拉底：大概什么时候了？

克里同：凌晨拂晓前。

（本文的《克里同》引文均来自程志敏译本）

1、可对应和不可对应的

2、“属人事物”的一个时机

3、留下

1、可对应的和不可对应的

“新冠运动”期间，我做过一个梦。我听到传言，几天之内，我会因为过去所写的一些东西而被捕。我在深秋的凌晨回到家，山城薄雾漂浮。家是外婆早年生活的平房院落，她还健在。长大了的女儿也在，首先告诉了我这个消息。随后出现的亲友纷纷说，他们都收到了正式通报，我虽将被捕，但可以暂缓几天执行，而且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关押点就在本地，是一栋毛坯楼房，靠着树木稀疏、荆棘丛生的小山。我所有的书籍将被没收，但如果我保证不再写作，抓捕虽是必将执行，却还可以再酌情延后。没人为此惊慌，对于我将被捕这件事都平静地表示理解，然后去做他们各自的事。醒来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详细记录梦境，因此，梦的其它部分我已忘记，但那种不属于事件的、静谧却又凌乱的气息留在了记忆中。以后，想起这个梦，一种在混合着蒿草气味的冷空气中听见亲人嗓音的感受，一种即将失去某些除了我、无人再了解的事物的沉重打击，一种将被关进一间寒冷的砖混结构牢房的恐惧，一种想要自我拽离、把自己拽回到一个由亲人和书籍构成的弗提亚①的渴望（事实上在贵州，我已生活其中），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克里同》。

《克里同》讲述了一个过渡性的情节，相比《对话》各篇，因并不直接关于柏拉图思想的主干内容而显次要。然而，《克里同》也尤其讲述了一个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故事：克里同买通关系，来到狱中，说服等待死刑的朋友苏格拉底随他越狱。

克里同用来说服的理由可简述为：其一，苏格拉底若死，克里同就会“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其二，人皆知克里同及其朋辈与苏格拉底交好，假如克里同不做这件事，世人便会认为他重财轻友，舍不得花钱捞人，这有损他的名声，而他很重视名声，所以苏格拉底应当帮他这个忙；其三，人的首要责任是保存自己，不为了道德上的虚荣而牺牲生命，才称得上是务实坚忍的男子气概，而且，克里同有门路，可以帮助苏格拉底全家迁移到帖撒利亚，在那里，苏格拉底也将会比在雅典更得到善待；其四——这条理由尤其具有经久不灭的平易性——身为人父的克里同，批评同样身为人父的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不负责任，他的选择等同于遗弃子女。克里同的话都说得在情在理，作为现代读者的我们，不用设身处地，也会感到难以拒绝，尽管我们也都会预料到，不论具体是何理由，这个故事的重点一定是：苏格拉底会拒绝。而且，至少，我们都会是愿意听从克里同的规劝并跟他走的人。

故事发生在凌晨天明前，随着谈话的进行，两个朋友才渐渐看清对方的面孔。同我做的那个梦一样，凌晨的光线从朦胧转亮的过程，比二人的谈话内容更影响了我的记忆，仿佛絮语倾谈也成了半明半暗的自然光的一部分。

在“新冠运动”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想起《克里同》，而且是不能不想起，因为当时几乎人人都在讨论是否移民，各种方案与成功事例层出不穷，关于“走线者”的报道和影像在手机与手机之间传播，虽然，许多人也有其它不用那么艰苦卓绝的迁徙方式，但人们认同那些故事中的情感。即便一向漠视现实，认为“自由”是个空洞的表演性词汇的人，也都低声或坦率地说出了它。“我们要走吗？”，我和妻子也互相问，而每次都只能是一方焦灼，另一方摇摆不定。

然而，现实情境的相似性和可对应，是最好的理解方式吗？如果并不是，因为不可对应的部分依然悬而未决，只是被审判却未被理解——甚至因为我们只盯着那在审判团面前的、符号化了的苏格拉底形象，从而我们也被审判决定了自己的理解——那么，那不可对应的是什么？

若隐去古代西哲令人生畏或隔膜的名字，就像叙述当今之事一样，《克里同》是一个可以说给大多数人听的故事。事实上，我这样尝试过，作为一种小小的“对应实验”。一次闲谈中，聊天者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我说，看了一篇小说，关于人和人是否能够互相理解。于是我把甲（克里同）劝说乙（苏格拉底）的理由用当代语言简述，对方听完后认为，甲是个仗义的朋友，而乙的选择尽管可用“人各有志”来理解，却是对其家人的伤害，是对子女的不负责任。说到这里，我又适时补充了另一个故事——对于稍有年纪和文化常识的中国普通人，文学名著作者“托尔斯泰”这个名字好像比“柏拉图”在心理距离上更近一些，所以我不用隐瞒——我说，托尔斯泰有个小说里的人物也这样认为，作家写道：

“‘那么您说，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吗？勇敢吗？’大尉重复说，现出困惑的神色，似乎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该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这就是勇敢。’他想了想说。

我记得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应该害怕和什么不应该害怕。’（……）我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尉。我就说：‘我认为，每逢危险关头，人人都得做一番选择：出于责任感的选择，就是勇敢；出于卑劣感情的选择，就是怯懦。因此，一个人出于虚荣、好奇或者贪婪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能算勇敢；反过来，一个人出于正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某种信仰而避开危险，不能算怯懦。’”（《袭击——一个志愿军的故事》，草婴译）

听者表示认同，我的“对应实验”也得到了些许印证，而这可以帮助我辨识不可对应的部分，它显现于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回应。

我从不认为一个人在其追求的某种事业或道理上“做得最好就是去死”，更绝不认可某人（或群体）要求他人“做得最好就是去死”，如若不然便对他人贬低否定。而且，现代人对监狱的理解也早已和一切浪漫化无关。所以，此文也绝非欣赏对监禁和死亡的艺术化崇拜——我想，以后每个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克里同》的人，都会因为并不只是来自某一固定的祛魅思想，而是因为一种早已内化为人人皆有的怀疑与自我怀疑方面的敏感，或故作顺便、或不无艰难地声明这一点。

在这个故事中，可与我们的日常现实经验对应的部分，由克里同担负。具有情节上的过渡性、现代人也可代入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价值观的途径，是克里同这座桥梁。克里同不仅预示了我们的想法，也预示了过去和将来认识到《柏拉图对话》其实具有令人意外的平直，也许因此就会靠近它的人们，而他们，也在半明半暗的囹圄人生中渐渐看清朋友的面孔，当然，这种情况也只能在朋友之间发生。同时，“可对应”本身，便是一种“克里同属性”。

我们更可能是这种人：除了家人，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朋友，我们既很少或不会为父母妻儿以外的他人冒险，也不会做出苏格拉底的选择，我们既不勇敢，但也不完全懦弱，因为我们并不会幻想别人来为自己做什么，我们只是努力维持人生，并且孤身一人。我们不是诽谤告密者，也可能并不愿意做审判现场的群众，因为那种成为一番光明磊落的慷慨陈词（《申辩》）的暧昧而负面背景的感受，会让我们有些羞耻，但又不愿为了打消羞耻而站到批评苏格拉底的一方，从而参与让那个既然有许多人非议他、说明他肯定有问题的人成为社会替罪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在乎大众的意见？”，苏格拉底这样对克里同说。习惯于自我归类为“大众”的我们也会想：既然苏格拉底并不在乎我们的意见，那么我们也不会在乎他的。“他们（大众）两样都不能：他们既没有能力把人变审慎，也没有能力把人变愚蠢，他们只是做偶然遇见的任何事”，苏格拉底继续说。但后世的群众研究者——例如埃利亚斯·卡内蒂——也许会认为，大众可以把人变得不仅审慎而且彼此防惧，也可以把人变得愚蠢，既然偶然性总是起作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性。克里同也同意这一点，“他们（大众）也就那么回事。”好像，克里同也并不自我归类为“大众”，因为他毕竟是有行动力做不寻常之事的人，正在入狱搭救另一个不寻常的人。苏格拉底那样评论大众，是因为他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把对必然之物的自由思辨，与偶然之物的派生化制造区分开来。克里同之自我例外于大众，则是一种法外思维：他可以组织同仁，将苏格拉底送出境外。克里同是我们的临界点，我们很容易认同，或者也可能反对克里同，因为我们只是在克里同的维度上要么喧哗与骚动，要么默默湮灭，但我们的想法中不产生第三种情况：苏格拉底。

相似性之外、可对应之外的事物成为我们的心智盲点。然而，正是不可对应的事物在创造相遇。如若不然，克里同就不会与苏格拉底在狱中交谈。可对应的部分不一定使我们在熟视无睹中关闭外部视野——我们可以继续在可对应的部分中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但是会关闭一种精神视野，因为缺乏苏格拉底的维度来帮助我们产生并保持从不可对应中才可显现的、对那种精神视野的正视。不可对应的，并不一定就是极为异质性和玄奥的。不可对应的，可能更是属人的，因为只能产生于人的精神世界，它仅仅是正视了一些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不仅未能正视、而且没有想到的东西，并且，能够被我们所理解，就像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说话方式——多福多寿的老友克里同啊，我们这么大把年纪的人……

关于不可对应的部分，却不能进行关于可对应部分的那种小小的日常实验，无法从那种实验中获得怎样简易可把握的经验，而从中得出机伶的临时意见都会是肤浅的，即使我们再用某种专业语体去予以严肃化。不可对应的部分是一个只能趋身走进，只能通过人生实践去呈现，而不能在一时一刻的辩驳中说明的部分，虽然苏格拉底也进行了说明——但《申辩》是人生实践的整体呈现，即使面对那个当下的现场、面对审判团、面对诽谤构陷者与潜在的同情者混合成为的听众，却并不只是那一时刻的产物，而是矗立在长时段之中。

与《申辩》不同，在《克里同》中，不可对应的部分面对的是一个朋友，是一个想要将其带出险境、通过逃亡而回到可对应部分的好人。所以，不可对应的部分，在这时面对的是一种善意的否定。事实上，这是苏格拉底面对的另一种审判，和那些宣判他死刑的人不同，这另一种审判——来自一个好人和老友的审判——宣判他要活着。

关于苏格拉底回应中的那些何为“应当”、何为“不义”的观点，早已被前人充分讨论了。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章的机械分类和“散文”的衰落，有时使我不得不为自己申辩这一点。吸引我的，是苏格拉底的回应与克里同随后的沉默之间一块小小的空间。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解释，和在那一场当庭申辩中的解释是不同的。苏格拉底面对克里同——对这个以非法行为进行仗义冒险的好人——做出了他的另一次申辩，我们不知道听完《申辩》之后审判团和现场听众的感受是怎样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克里同——因为克里同带领我们置身于现场——而知道，他和我们自己，在听完苏格拉底的回应后的感受是怎样的。这是两次申辩与每个时代读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克里同》照见的我们，和《申辩》照见的我们也不相同。面对《申辩》，我们可以避开，因为那一切太过庄严。面对《克里同》，我们是在犹疑中，时不时抓住现实主义喘息一下的人。可是，现实主义即便可以临时停靠，路程却没有结束。即使是在苏格拉底的拒绝拯救与说明理由之后的，克里同的沉默，也没有停止在现实主义中——正是因为沉默本身。如果克里同是个现实主义的角色，关于他的再做回应、行为和结局，难免会交代一二，但在苏格拉底的认真回应后，有关克里同的信息便戛然而止：

“克里同：既如此，苏格拉底，我没有要说的了。

苏格拉底：那就到此为止吧，克里同，咱们就这样办，既然这是神指引的。”

克里同就此退场，苏格拉底/不可对应的部分的路程还要继续。而且，这个结尾不能不令我们想到，它也和《申辩篇》的那个著名结尾相映照：“不过，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了神。”两个结尾都表示，苏格拉底没有把自己的选择视为终结，而是另一条由神指引之路的开始，通向并不与克里同的现实和审判团的现实——两者共同构成了雅典的现实——相对应的第三种维度。并且，苏格拉底的维度虽然在相似物之外发生，但是，却并不废除相似物，并不宣判相似物的终结——苏格拉底的维度不宣判死刑、他的对立面才是——而是与相似物保持一个对话空间，并且，两人谈话时所在的监狱，不是为可对应的部分设下的监狱，而是为不可对应的部分设下的监狱。《克里同》把这种双重性及其监狱带给我们，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你怎么这个时候就来了，克里同？不是还早吗？”

2、“属人事物”的一个时机

克里同的想法本身大胆却又平凡，当然，能为营救朋友而挺身走险便已非常人可及。在克里同的拯救行动面前，会涌现出一片常规可能性的树林。第一种可能，被拯救者表现出了解到拯救行动的现实情境之后，会心安理得并减少感激。人们会因为援助行为的合情合理、乃至理所当然而减少对援助者的感激，有时是因为双方都需要在道德上轻松一些，有时，被援助者并没有意识到，使其减少感激是善行的一部分。第二种可能，即使被拯救者在行动上没有接受建议，未能照着对方的建议去做，但在逻辑上被说服。第三种可能，尽管因为各种外部或自身的原因不能接受援助，但也对会援助之举感激涕零。第四种可能，对克里同的非法援助，苏格拉底表现出高傲凛然的道学家愤怒，认为克里同是个干扰，是雅典社会颓废的一部分前来消解苏格拉底的升华，破坏苏格拉底面对审判团和城邦大众而进行申辩时获得的那种形象。

因为我们是克里同，我们不会主动并肯定性地去想到，正是要从这片常规可能性的树林中穿越而出的，是第五种——对于苏格拉底也是唯一的可能性，是柏拉图在希腊瓦解的时代所撰写的这场戏剧的主题：苏格拉底式哲学。

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时，也会如影随形般，涌现出那片间杂在“克里同/可对应”与“苏格拉底/不可对应”之间的常规可能性的树林，它是条件反射的“多”，是惯性的迷津。以徒步般的“对话”，而非以形式上更正统化的论著来作为穿越之路，这条路联结着柏拉图、但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如前所述，在《对话》全书中，《克里同》尤其是一个靠近普通人的文本。有关哲学如何对待权力与大众，也许已被广为了解。但《克里同》提醒我们，可能很容易被忽视的是：哲学如何对待站在它外部的好人，而且这个好人还是一个熟识的朋友。

为了保持与克里同——也与我们——对话，苏格拉底遵循了克里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非抛下克里同的想法而另辟一番形而上学的发挥。苏格拉底首先指出逃亡的后果：即便克里同本人可以逍遥法外，其他参与这件事的人却会被牵连放逐，失去公民权和财产，而苏格拉底的家人子女也会生活在流亡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被祖国的法律判处死刑，却未必因此就污名不复，他的子女们仍可作为公民，在祖国过自己的生活。因为，苏格拉底对克里同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生活，而是美好生活”，但举家流亡，子女们将会失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仅仅作为逃亡者、异乡人和边缘人在异域谋生，失去本可享有的公民权利，并背离在祖国传统仪式习俗中的人生责任。不应当对不义者行不义，他苏格拉底虽然是不义者的敌人，但不是祖国的敌人，不是叛国者。如果在帖撒利亚的所谓被善待，就是顶着流亡者的标签成天赴宴，混吃混喝度过余生，苏格拉底说，“那些关于正义以及其他德性的大道理，对我们来说，又将何在？”。苏格拉底反劝克里同，我们都是老人了，应当懂得希腊城邦对于我们的父辈、我们和我们的子女的意义，我们因为同一种整体的价值有了协约（尽管这一整体之中难免存在着不义者），才作为公民而世代繁衍于希腊城邦，那么，一个人是否应该为了自己的贪生苟且而对祖国行不义呢？举家非法逃亡，是否才是举家毁灭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苏格拉底多次提醒克里同这一点——只有坚持正义，才是为子女的长远福祉着想，才是做父亲的责任。否则，当他苏格拉底，这个老头儿，以后去往冥府，他就会是一个因胁迫全家随他去国飘零，从而愧对冥府中的兄弟的人（仿佛帖撒利亚那些热心的外邦人，并不被纳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范围，仿佛冥府也是一个区分了雅典与非雅典的世界）。如果他坦然受死，他也将有正当性去面对冥府中的统治者而进行申辩——这幅画面的镜像显然是：苏格拉底式哲学，也将有正当性去面对阳间的、包括将来世世代代的统治者而进行申辩。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很容易说，苏格拉底仍是有其局限的宗法建制捍卫者，不是一个视雅典与雅典之外的世界皆为平等多元存在的世界主义者。但同样作为现代人——源于苏格拉底式省思的人文思想所产生的现代人——我们也知道，不应把古人与他们视为生命树的、其所在时代的人生意义系统剥离开来，而且不这样做，才或可理解他们的处境、情感和超越常规之处。关于苏格拉底所在时代的城邦法律和社会意义结构详细如何，已有许多注重历史还原性的研究。但我们也应记得，柏拉图撰写的这部对话体作品并非历史学的对象（虽然也向其开放），而是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哲学戏剧”，是贡献给世代全体人类——包括我们——的一组精神图式。认真对待而非滥用这些文本，首先是让人的内心在“哲学戏剧”这一范畴中与它对话，而非更以其它的领域来解释它。令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苏格拉底的回应——尽管他只是以克里同的范围为范围——中浮现而出的，是一种不同于克里同式对抗的、苏格拉底的对抗，这种对抗不是以克里同式的非法之举来产生的。关于被判处死刑（因“毒害青年”）的苏格拉底是否非法，《克里同》进行了《申辩》之外的补充。

当克里同在狱中见到苏格拉底时，见多识广的克里同有些意外于，苏格拉底正在平静安睡。但克里同的过人之处也在于，他并不急着叫醒苏格拉底，而是坐在狱中静静等后者睡醒。苏格拉底醒来后觉得失礼，责怪对方为什么不叫醒自己，又像平日寒暄一样，问客人怎么这个时候（“凌晨拂晓前”）来访。等待一个被自己敬重的人睡醒，此情此景大概会让我们这些中国读者联想起刘皇叔与孔明，然而发生在谋划越狱者克里同与死刑犯苏格拉底之间的这一幕，显然还是较有张力，因为毕竟时不我待，克里同已打通关系，有一套完整方案，不该如此虚度时间。固然，这一幕是作者有意呈现苏格拉底的勇气与克里同的勇气的不同。尽管受到诽谤与构陷，直至被判处死刑，经过了这扭曲狠毒的一切，苏格拉底的心智却未被毒害。在死囚牢房中平静安睡的苏格拉底，也是服毒之后、在健谈自若中死去的苏格拉底，这是内容次要的《克里同》与庄严动人的核心篇章《斐多》可相映照之处，两者共同呈现了一个品尝过人心之毒、最终也服下一杯毒堇之后却始终没有中毒的精神生命。这个被认为“毒害青年”的人，选择留在致他于死地的毒性城邦，也留在他那不妥协的观点中，但他的不妥协——令他被判为“不虔敬”——却绝不是以不义和非法的方式来承载的。

我想感谢三位青年艺术家，他们的经历让我想起，“合法”对于特立独行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不认为在一篇关于古代西哲的文字中提及三个青年浪子有失体统，既然在这方面，古人也比我们开放和有趣。不久前，三位青年艺术家在长江上划着小船，进行从武汉到上海的旅行②。三位顺流而下者在出发前，研究了长江上可以合法漂流、但又不至于达到船舶管理标准的移动物的法规，由此制作了一条小船。在漂流过程中，他们没有逃离沿途必然会有的检查。他们服从海事局的扣留，登陆接受关于江河法规和行船安全方面的教育。或可想象，他们会偷偷划船逃走，对于追求特别的人们来说，那样会产生更刺激的故事。但我们的三位当代哈克贝利·费恩并不想、也不可承受这次长江上的旅行是一次法外行为，原因也包括长江是一条被高度管理的江流。三位艺术家中的一位这样评价长江：这是一条“卡夫卡的江”。通过合法，一个“不现实的人”的生命状况，在他不适应或不认同的现实中才真实发生了现象学的意义；通过合法，他才做出了一种真正成为了他不认同的法律之对立面的正面表达，这具有卡夫卡式悖论的色彩。一个举家流亡到了帖撒利亚的苏格拉底的故事，同样会是引人入胜的，某个现代小说家会以此写成多重反讽的故事。或可说，“引人入胜”本身就是一种“克里同性”。不妨更狂想一些：某个曾经的苏格拉底，许许多多来自文明社会的苏格拉底中的一个，在帖撒利亚成为了一颗“黑暗的心”，在那里进行超现实暴力，并且也拒绝了他的克里同——他的马洛的拯救，令后者在返回文明社会——因为别无去处——的余生中都困于创伤性的沉默。

一种常见的现代想法是：不义和非法不再有清晰的边界。但这种也许影视业更喜欢的想法，至少无助于理解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现实的正视。如果政治性源于对现实的正视，苏格拉底式的正义就不会承认在法外状态——一种对现实的激进化偏见——中能够产生基于正视现实的政治性。而且，如果一个哲人对现实的正视，同时是他对不可对应部分的忠诚的理性产物，那么这一切就更不可被法外行动篡改和消解，尤其是被克里同谋划的那种逃亡篡改和消解。我们会认为，不顺应求生欲是不诚实的。但对于一个怀有与克里同和我们都不同的想法的人来说，对于不愿背对的事情转身逃走，是更不诚实的。尽管克里同提出了一条逃逸线，那却是木偶的提线，而洋溢着行动力的克里同是一个被习俗操纵的人。但是，苏格拉底不仅遵循了朋友的习俗之见，说清楚对待习俗的正直方式应当如何，并且，还把对“正当”的定义从习俗的解释范围和审判团的解释范围——从雅典——区分开来，因为这个哲人，苏格拉底，正在从一个心灵上的“旧雅典”一步步挪动出来，为一种事物奠基，这种事物虽不是为了对应现实，但也并不是反现实主义的，它是人应当去走、而且只有人类才会在并非游叙弗伦③、并非美勒托斯④、并非审判团也并非克里同的自由认识中前往的一条长路的开端，这种事物，就是以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自由探究为第一条件的观念论哲学。

苏格拉底的死囚处境，是谋士们会避免陷入的处境。谋士们更可能建议克里同们别插手此事。谋士会避免参与构成克里同们、美勒托斯们和审判团构成的现实，只是穿梭于上层社会以牟利，他们的成功不同于一种大地伤痕般的成就。哲学不仅不是谋术，更需要从古风谋术与原始自然论的混合体中区分出来。谋士并不担负苏格拉底式的对于不可对应部分——一条求索之路——的担负，以及那由此产生的、对政治现实的一种不同于谋术思维的自由直视。谋士以佯装为商榷口吻的权威语言，规定并缩小那种自称为“爱智慧”的活动竟然涉足的范围，而苏格拉底正是在与智术师的对立中撕开条条裂缝，裂缝不仅是哲学可以进入并探查社会与知识堡垒的通道，也是逃离的途径，正是裂缝的这种双重作用，使苏格拉底甚至被墙头草们称为“诡辩者”，墙头草——与“追求智慧的自由人”相反——正是要生长在稳固之地，而对于流浪者苏格拉底，哲学的最稳固所在是“神指引的路”，纵然这条路要经过大地冥府。

克里同不是谋士，虽然逃亡计划显示他不无胆略，好似社团大哥般颇有调动人脉的能力，而且他更不是墙头草。如果说，克里同就像一个具有社会灵活性的现代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超越了古人和现代人的人，因为苏格拉底的想法不仅超越了古人的常规，其实也超越着现代人的常规——超越着我们的常规。在活着就是为了牟利（往往是第一常规）、从大众意见产生理解哲人的方式、产生美勒托斯们、产生审判团、也产生克里同式的站在我们志业外部的朋友这些方面，我们的世界与古人的并无区别。

克里同这样的“前苏格拉底”的成人们，并不能够“败坏”青年，一个具有自由和理性的求索意志的成人才可以。同样，并非克里同的那一番基于人之常情的越狱劝说，而是那些在苏格拉底回应中呈现的不可对应的部分——那条神指引的求索之路，才是真正属人的，因为它合乎于人更高尚的可能性，让青年称为真正的成人。苏格拉底让自己的生与死，成为哲学——作为不同以往的属人事物——进入城邦，进入人类现实的时机。在《游叙弗伦》（关于被举报）和《申辩》（当庭陈辞）之后，《克里同》所记叙的那个在凌晨天光蒙蒙亮时段发生的关于去留的选择（可视为第二次申辩，而且是面对一个站在不可对应部分的外部、站在哲学外部的好人），使整部《对话》，由此成为通过苏格拉底的留下而真正辞别雅典——毒性城邦和祖国的混合体——走向未来的哲学的启航文本。

在以伤害、审判、余生等这些现象为表现的、不确定的湍流中的确定，就是具有自由和理性求索能力的人。这种确定性不是固态的，仅仅是：是的，这里有一座桥；是的，这里可以渡河。这种确定性不是掌控占有，因为桥会消失，渡口会变迁。但是，“是的，这里有一座桥，这里有渡口”的确定性，依然需要人来做出，如此，维吉尔才可带领但丁渡过冥河。这种确定性不是堡垒性质的，它不是律法，虽然它需要对律法做出并非法外行为、而是具有其正当性的回应。这种确定性不是停滞的，因为它是朝向真理的。这种朝向，需要一个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和确定的行为来置入人的历史。

可是，对于我们，理解克里同，始终都还是比理解苏格拉底更有代入性一些，这是因为，正是可对应的部分，在关闭我们能够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成人的可能性吗？那么，是否并非苏格拉底意义上的作为求索者的人，而是美勒托斯们和审判团们，才是未来将会普遍存在的人呢？在不愿成为这些末人但又被其侵害的人生中，我们已经备尝痛苦，我们并不愿再去想到另一层痛苦：不仅在克里同与苏格拉底交谈的那个时代，“属人事物”的时机呈现为悲剧性的，在我们的时代，也同样是悲剧性的，抑或更甚。如果我们想要并不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种正当抑或高贵的目的，进行一些“对发生的重新激活”，并以自己在自由表达中的生与死加速它与其它事物的区分，就像苏格拉底在其时代进行的那种主动、痛苦而又坦然的加速，那么，不会有当庭演说，不会有听众，不会有克里同，我们只会在不为人知、无声与不堪中消失。在我们的时代，不可对应的部分被废黜，或者仅仅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关于它的实践现象学只存在于话语共利者之间的谀辞中，违背了那个素位而行的哲学家的本意。求索名存实亡，更因为现代人已完全变成索取者，因此不希望作为生命力资源的他人走出可对应的部分。在我们都已集体服下慢性毒药，在无边的可对应的方舱中，在余生即使还可以有所表达、这种表达也是无声的一部分中，我不知道，在没有克里同，也没有其他形象参照的情况下，我怎样站在苏格拉底面前，而且我并不想只是站在“后世读者”这一位置上即可，更因为，我——并不只是我——不想仅仅停留在不可对应部分的外部。

但是我还有那个关于凌晨时分、山雾、家人和“监狱焦虑”的梦，恰好是这个梦中的畏惧和痛苦，打破了我在那些白天里对一部前人文本的纯粹沉湎，提醒我内心所在的时间，帮助我轻轻叩响我的不可对应部分之门。

3、留下

《克里同》不像其它篇目那样专攻某个纯粹理念，而是明确一个行为：留下。与当庭申辩和服毒后论道至死这些核心场景相比，“留下”这一主题较被忽视了。苏格拉底是否在诱导、甚或塑造这位“亲爱的友伴”克里同（而他会把两人在这个凌晨所说的一切传播给世人）的同意呢？因为，也许作为分心杂念的现代人的我们认为，“留下”这种事，是姿态的、太姿态的（我们可以脑补喜剧电影中的滑稽桥段），除了《申辩》的那一番黄钟大吕的当庭申辩，还需要一个普通人的经验可以对应的情节来巩固它，还需要一个克里同，代表那些或因生疏、或因不信任，从而并不在原理或“大道理”层面想问题的人来同意苏格拉底，为苏格拉底的留下给与平易的合理性。但我倾向于苏格拉底没有诱导克里同/我们的同意。从来，尽管有其步骤，苏格拉底一切发言的主要意图，都是要在他的时代进行正面说明，这种正面说明在苏格拉底的边缘处境中，在他面对雅典（混合了祖国、哲学市场和毒性城邦）、面对非议、面对智术师的不以为然中，是并不会那么容易地实现的。

“留下”，不仅限于留在某个固定地点，更是留在只有从不可对应的部分才可产生的事物中——对于苏格拉底，是由他开启并赠予世人的求索之路，苏格拉底正是因此被审判，也从他开始，这一赠予具有内在的死亡性，令一切对“传统”进行带有“反潮流”性质的自由认领的人，都也要继承一部分死亡判决。苏格拉底并不贪于生，但也不贪于死——因为人有对成为牺牲者的虚荣。他只是不能背离这个部分而偷生，作为一个法外逃亡者，消解那个被审判的苏格拉底而逃向帖撒利亚，成为另一个不论可能如何别开生面、却并不能代替那个唯一的苏格拉底的故事。

“留下”，意味着保持某种东西的不变。这不变之物与曾经接纳自己、又给与自己致命伤害的城邦相系一体。并且，只有保持不变，这不变之物才会有它的未来。逃离，反而是僵化。留下并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停止。我们已经知道，苏格拉底没有把自己的选择视为停止，而是为了走一条由神指引的路。对于我们，人生中去过的不同地方，都是为了去往同一种我们想要追寻的东西，因此每一次前往即是留下，而逃离则是并不去往何处的停止，是停留于“无处”之中。

“留下”，也是留在一种语言中，这种语言被《申辩》所允诺。我们早已习惯于“苏格拉底对话”作为一部高古经典的地位，这毫无疑问，它当然是“瑰宝”（这也是柏拉图对这部书的期许）。但“瑰宝”不一定就具有光华灼灼的外观，也可能像稻谷般素朴，矿石般黝暗，并非炫目的殿堂，而是一个冥界般的地脉，正如不乏博雅之士认为“苏格拉底对话”对于每一个“当代”都会具有持续的灵魂考古意义，因为它帮助每一个“当代”，在不以虚无主义观点打发掉人类的历史、而是愿意将其视为精神实践的场所时，在其中实现一种作为动词的记忆。声若洪钟的《申辩》所演示、对彼时和未来都允诺其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那种具有正面说明力量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并在余生中记住那些或许不该抛弃，而是应该留在其中的东西。克里同即使并不像苏格拉底那样留下（而且是留在克里同没有想到的部分），但是，苏格拉底及其语言，也一定会留在克里同的记忆中。但是，留在克里同记忆中的不会是一种定论，而是一个人移动于社会定论之外的声音。当诗已经成为神话，更成为了具有话语权和体系完备的制度化表达，哲学谈话就是一种移动的方式，正面说明的语言力量可以寄寓其中。当哲学已成为神话，更成为了具有话语权和体系完备的制度化表达，诗就是一种移动的方式，正面说明的语言力量可以寄寓其中。总在寻找移动性的人们——从早先的“旅行哲学家”到看重“地下水带”的利奥塔⑤——也同时是在寻找那些可以留在其中的语言权利。

全部“苏格拉底对话”这个系列文本的语言不仅区别于审判团的语言，也将区别于后世的每一种由熟人的意见、攻讦者的喧嚣、律条的严苛构成的审判团的语言——公共语言。公共语言的对立面不是怪异语言，而是苏格拉底式的正面说明。公共语言不会长期允许一些词语、一些意义范围、一些作为异识场所的语位保持在不被纳入中。有时，自视为尖端不俗者的语言，也可能是公共语言的内化变体，只要我们在裁判他人，只要我们不允许一些词语、一些意义范围、一些作为异识场所的语位将自身保持在爱德华·萨义德所言的“时时刻刻的变向”——这种“变向”正是为了积极进行正面说明的表现——之中，我们就可能都是公共语言的陪审团成员。我们需要记得，那在不可对应部分呈现的自由决定，是审判团无法判决的，一如克里同需要了解到他想要拯救的是一件无法拯救之事，因为那件事正在做出一种他没有想到的自我拯救。《申辩》和《克里同》帮助我们记得这一点，因为整部《对话》是求索之书，是友谊之书，也是作为动词的“记忆”之书。

我们还需要记得，整部《对话》虽是名垂千古，却具有一种诉诸于无差别对象的直接性，不仅以站在哲学外部的好人们为对象，更以全人类为对象。“苏格拉底对话”尤其是这样一部奇特的文本：尽管经历了历代深奥诠释，但却仍然保持了一种把专业与非专业读者都置于平等位置、使其具有同等权利面对同一种客观事物的力量。它的一种独特生命力使其经过了漫长时代，也无法被专业人士独占其诠释权，而且他们中的弘毅博雅之士更经常强调非专业人士也具有和他们同等的面对这部文本的权力。这一点，或可被习焉不察，但在历史长河中却并不是多见的。一个故事、以及故事中的那个人的素朴，是因为有着比诽谤者和好人们所知的更大的时空尺度。它的平易性，不是在“接地气说人话”的大众文艺立场上，不是在一种直接或间接官方的社会现实主义中获得的，而是在一种与这两者都很不同的事物中——是在信仰中获得的。凡是具有这一维度的直接性的创造，就会选择这样的语言。这种平易性，并不是可对应的部分，而是在想要把不可对应的部分传递给人时，才会在一种同时是心灵抉择的语言抉择中，作为一种“新声”而被选择的。

监狱会移动，如果苏格拉底按照克里同的计划逃向帖撒利亚，那也将是把他关押在可对应——尤其是诽谤诋毁者们可对应的部分之中。苏格拉底绝不是因为留在监狱中这一不无悲壮之举而成为苏格拉底，他会告诉我们，留在监狱中不算什么，甚或监狱的在与不在亦无足轻重，重要的始终只是：要留在求索之路中。同时，我们的语言，要留在不被公共语言及其貌似商榷、不无伶俐的私人变体所纳入的自由意志中。

可是，我们是分心杂念的现代人，我们的身上有着历史与崩溃并存的、痛苦的多重性。对于我们，与“留下”这一选择同时，现实中也许并没有哪里是真正可以留下的，于是我们不得不将在无处可以留下之中，原地流亡。当空间缩小，之前认为差异甚大的人也渐渐挤到了一起，区别也就不再重要，而区别只有在一个较为宽广活跃的时期才会具有它的意义。一场运动过去，对它的理解和表达只能被限制在可对应的部分，一些更应该值得我们留在其中的，对人和国家的牛虻式认识并不是被禁止，而是不再被需要，关于正当性、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词语已不再可信，因已成为陈词滥调，认知崩溃同时在认知材料的扩大化与机械化的同步构成中发生，无数个苏格拉底死去，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星球废毁，人类濒临灭绝或迁移，某个哲人选择留下，是否还有意义？对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审判将以另一种方式发生，这一次审判，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是第一次所产生的那种漫长历史——其间有着无数奋笔疾书的仿写、因为“苏格拉底对话”这一精神图式从来就催生各个时代的奋笔疾书现象——的终结。

是否，对于我们——这些继续留在写作中的人——来说，选择留在一种写作方向、一些主题中，就是留在一种死亡的赠予中，就是留在一种已被判处死刑的事物中呢？而且，在我们不能撤离之中，还会面对来自朋友的劝告，“你的直接性对于你的写作和你的人生都未必有好的结果”——言下之意，如同你我这样的人身上，已未必存在着好的思想和好的灵魂——尤其，人世间已不存在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美好生活”。和那一番面对着站在鲜明对立面的《申辩》不同，进而，与面对着站在哲学外部的鲜明的克里同也很不同，我们还需要面对一种表现为消解的朋友式观点，因为朋友会认为，他们对我们的消解是出于好意，这种消解是一种友伴之间的特权。

现代哲学提供了一些新的起点，使苏格拉底的故事可以摆脱世俗化的现实政治，在正视现实的同时成为“非政治性”的，成为“哲学戏剧”。也许并不只是看见掷地有声、天人可鉴的《申辩篇》，而是也考虑相对次要的《克里同篇》，才可以看见“苏格拉底”成为一种精神图式的转折点。这一精神图式，不仅帮助我们面对敌人，也面对来自朋友的消解性劝告。而且，整部《对话》也向我们演示了友谊的正确位置——苏格拉底之友们认识到，囹圄中的苏格拉底，也是囹圄中的他们不可拯救的，但是，他们可以陪伴他。

这个在监狱中留下，与可对应的部分相辞别，留在不可对应的部分、并通过赴死而将其置入人类历史的场景，在柏拉图之后的时代，将会有一个更伟大的故事：主的故事。而且，没有人在身边陪伴祂。

“留下”并不是留在既有的事物中，“留下”，是一个改变了事物的动词。“留下”使一些事的面貌和位置都移动了，从而是不同于动身逃离的，对于先前现实的分离与辞别。正是那我们试图保持其纯正与整全的事物，使我们之间发生了分离。整全，并不是物品完整意义上的整全，而是它一直可以在确信中保持动力。

但是，在因为不可对应的部分而做出的抉择中，克里同这个人，和苏格拉底这个人的世俗友谊被置于何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不愿意伤害朋友，尤其是，不愿意显得比朋友更高明和高尚来贬低朋友。《克里同》中的苏格拉底的“第二次申辩”，不是为了反驳朋友的，但是他的不妥协观点和他的抉择依然具有否定性。他考虑好了他的那只有从否定性中才能产生的正面说明——他的申辩，但不是为了反驳某个人和某一些人，更不是为了说明他的灵魂有多么卓越。苏格拉底，这位哲人，不是一个视自我优秀为重要之事的人。

我们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变幻不定，原以为是知己的人却隔膜误解，又因“友谊”作为压力而扭曲，原以为是异己的人有时倒可以产生君子之交，互换意见。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都不利于苏格拉底式的正面说明。苏格拉底不能把克里同的友谊仅仅安置于友谊，这种友谊不仅是他，也是克里同的障碍，当然，友谊也是这两个人得以在凌晨的监狱中一谈的前提。克里同有钱，有行动力，可以做出法外之举，来去潇洒，可是，他好像并不是那种要去向什么或留在某处的人。然而，克里同与其他傲视世俗者的不同在于：他可以倾听并尊重苏格拉底的观点，即使不被说服，也不会违背苏格拉底的意愿。这是他与苏格拉底会成为朋友的原因。而且，他该做的也已经做了，现在的结果（苏格拉底的拒绝）并不会有损于他的名声，虽然他可能并不在乎名声，那样说只是苦涩中的风趣，也给朋友一个的台阶。至少，他不会干脆把苏格拉底打晕，先把这位迂夫子弄出去再说。如果克里同这样做，苏格拉底不会赞扬这种潇洒，不是因为苏格拉底没有幽默感，不是因为这种潇洒不美好，而是因为这种潇洒中具有和那些举报苏格拉底、以及判处他死刑的人同样的否定性。

苏格拉底没有伤害朋友的友谊，更没有因为做出了一个更高贵的选择，从而让朋友无形中被贬低。朋友之间不竞争正义。克里同接受苏格拉底留下，并且在真诚的沉默中辞别苏格拉底。克里同因此获得的高贵，不同于以令人称道的潇洒义气把朋友捞出监狱的那种高贵。这是苏格拉底给与这位朋友最后的礼物。尽管克里同是营救者的角色，但我们也可以说，不一定是谁在把自由带给谁。

当我们在必有一死的短暂生命中无奈地颤抖，当我们面对外部世界颇少感受友谊，颇多经受负面的声音，我们会渐渐产生一种软弱：即使我们依然自感不随流俗，刚强愤怒，但是我们在想法上都默默向着现实对应性靠拢，舍弃本该在不可对应的部分才得以产生的思想和对某些创造领域的追求，正是它才为人生赋予意义。我们知道种种文明的成就和道理，但我们实际而疲惫的人生，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在我们体内默默瓦解坍缩的过程。当来自社会现实的压力增加时，我们都要求彼此，对于这种压力做出符合我们预期的表现，尽管在理论上我们都同意人的志趣各异，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会因为他人的与我们不同而贬低否定，不加省思地表达别人应该和不应该如何。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像克里同那样沉默吗？读完苏格拉底的那一番回应，我们也许会感到，同样饱经世事、能言善道的克里同并非无话可说。当苏格拉底认真说明自己的理由之后，克里同的就此沉默简洁而肃穆，不愧是苏格拉底之友。而且，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的人生忽然间也已经是余生，因为即使相识者之间，各自所在的人生时间也并不相一致，因为我们每个人正是自己的苏格拉底，我们不仅可以选择留在各自余生中那些不可对应的部分，还可以彼此尊重。

初稿于2024.4.

写完于2025.10月底。

后记：此篇写给朋友李鑫。当我和妻子生活在贵州，快递业还未因“新冠”而停止运作的时期，李鑫常常寄来新出的书籍，读这些书和他翻译完便给我看的艺术史文论，都使我在孤独中感到鼓励。在每个白天都像是入夜的过程一样昏暗的山地雨季结束后，一个阳光明亮的中午，快递员把李鑫寄来的新版纳吉布·马哈福兹《开罗三部曲》放在院子里时，我正在读《克里同》。当时便想到，此后我如果写一篇关于《克里同》的文字，就是为李鑫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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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程志敏译《克里同》：

       “克里同：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苏格拉底：我仿佛看到有个美丽而端庄的女人朝我走来，她身着白衣，叫着我的名字，对我说：“苏格拉底，你第三天就到富饶的弗提亚来吧。”

         克里同：这个梦好奇怪，苏格拉底。”

② 三位青年艺术家名叫子杰、龚豪、圆子园，他们构成了名叫“顺流而下”的三人小组，他们的旅行经历带给人们一条真实的当代长江。在我写完这篇文字时，他们的小船正在经过江阴。

③ 见《游叙弗伦》，游叙弗伦是个举报父亲的青年，他把苏格拉底被举报的消息带给了苏格拉底。

④ 举报苏格拉底的人的名字。

⑤ 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玛丽在日本》（《后现代道德》中译本第7页）：“……真正的流变是地下的，在地下缓慢流动，形成水层和源头。人们不知道它们会从哪里出来。它们的速度也未为人所知。我很想成为一个充满冰冷、静止黑水的地下水带。”